三界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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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四一章 风波（第1页）

第七四一章风波

刘一民可能没有想到，他下令逮捕晋察冀军区冀中肃托督导组成员、制造熊大正冤案的晋察冀军区锄奸部人员和私自处死熊大正的八路军战士史建勋，竟然掀起了滔天巨浪。

自从苏区肃反以来，不管抓的对不对、杀的对不对，保卫部门向来都是抓就抓了、杀就杀了，从没有人追究过他们的责任。现在刘一民竟然敢下令抓负责保卫和锄奸部门的人员，这事儿，动静有点大了。想想吧，要是按照刘一民这样搞法发展下去，岂不是要把当年杀人的人都提溜出来算账么？

其实，刘一民也不是和保卫部门过不去，他只是痛恨极左运动草菅人命，那么多优秀的人才非常悲惨地死在了肃反的旗号下，长期得不到平反，而那些制造冤假错案的人，却始终高高在上，丝毫没有愧疚之心，对搞政治运动乐此不疲。如果不加以制止，恐怕将来很多悲剧还会沿着历史惯性发展。

刘一民不同于其它八路军将领的，就是他是穿越者，有很多事情历史上后来已经有了定论，出手就能打到关键点上。严格说，冀中是河北地面，属于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领导，刘一民无权下令逮捕晋察冀军区保卫部门人员，就算他下完命令后向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总政治部报告并且通报了115师，就算他下令把这些被捕人员移交晋察冀军区处理，但总是说是越权了。按照常理，这样的越权行为是要受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批评的，也会引起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的不满。但事情就这么奇怪，中央、八路军总部、总政治部、北方局、晋察冀军区都没有什么意见，好像这事没有发生一样。

等到刘一民的《论党内民主》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教导师系统各部队、山东各根据地首先组织学习，紧接着陕西根据地、山西根据地也都相继转载。不光那些煽动发动肃托的人坐不住了，那些亲人战友冤死在肃反运动中的干部战士也坐不住了。中组部、八路军总政治部开始陆续接到要求为冤死烈士平反的信件。

这样一来，中央就不得不认真研究了。

康生重新煽起肃托之风后，一心想着怎么样重新得到中央的信任和重视，结果刘一民竟然直截了当地一个闷棍打了下来，把冀中的肃托运动直接叫停了。就这还不算，刘一民竟敢下令逮捕晋察冀军区派往冀中的肃托指导组成员，让整个肃托运动还怎么开展么！

康生觉得有必要向***认真汇报一次，刘一民这样做，不但是越权，而且是公然违背中央关于开展肃托运动的决定，这问题太严重了。

不等康生去找***，中央关于停止肃托运动的指示就下达了。康生也不用去找***了，他知道此时去找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康生静下心来，开始搜集刘一民的一系列讲话、文章，他要认真研究刘一民，想搞清楚刘一民的思想脉络，看看到底是自己错了还是刘一民的观点、行为真的有错。

康生这个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党内最大的艺术权威。他的书法，行草篆隶样样来得，国画也画得非常好。要是不从事政治，康生在书法、国画甚至考据学上的成就一定会非常高。毛主席虽然书法水平很高，但是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而且从不临帖，只是读帖、看帖，只不过他天纵奇才，能够一眼看透真谛，吸取古人精华为己所用，草书自成一家。

康生研究来研究去，觉得刘一民确实是个大才，军事、政治、经济都来得，不说别的，光看他在西安时起草的陕西抗日根据地发展规划，那就不是一般人能搞出来的。又是开矿办企业，又是吸引民族工商业到陕西办厂，又是建银行发行人民币，又是推广一年两熟耕作法，每一项措施都是那么超前实用。特别是他指挥打仗，简直匪夷所思，太原、天津、青岛、济南，那么大的城市，他怎么就敢就攻打呢？而且还是以较小伤亡代价攻下来的。

感叹之余，康生把目光牢牢地盯住了刘一民的政治观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似乎没有什么错，但是肃托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苏联的经验放在那里，通过肃托，清除了一大批隐藏在党内的托派分子，保证了党的纯洁性，也保证了苏联的团结统一。为什么刘一民就想不通这个道理，横插一杠，制止肃托呢？是不是这个同志还太年轻，不了解敌我斗争的残酷性，只看到了流血牺牲而忽略了肃反、肃托对于保证党和八路军纯洁、统一的重大作用呢？

再看刘一民提出的弘扬科学、民主精神问题，康生觉得一时半会儿确实挑不出毛病，五四运动喊出的口号就是民主与科学么，那还能有错？问题是刘一民在文章中连篇累牍地论述扩大党内民主，和托洛茨基的主张怎么那么象呢？

有了这个看法，康生打起精神，把刘一民的《论党内民主》看了个滚瓜烂熟，最后得出结论，刘一民这个人的思想极其危险，他的《论党内民主》打着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的幌子，实际上和托派遥相呼应，矛头直对斯大林同志的权威。

康生很想马上派人把刘一民抓起来审查，但想了想就算了。原因不言自明，他现在不是社会部长，无权审查刘一民。而且以刘一民越权下令逮捕晋察冀军区冀中肃托指导组的举动看，他对保卫部门成见很深，就算派人去抓，他也不会束手就擒的。搞不好人没抓来，抓人的人反而被抓了。再说了，以刘一民的贡献和他在***、周恩来、朱德心目中的地位，想审查他只能是痴人说梦。

康生想来想去，觉得一是必须改变***对他的不好印象，重新当社会部长。二是找机会把刘一民的情况向***报告，让他对刘一民提高警惕，必要时果断采取措施。

对于如何改变***对他的看法，康生是有信心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有恩于***。1936年，地下党组织找到了***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设法买了上海去法国的船票，是康生专程从苏联到法国马赛港把岸英、岸青兄弟接到莫斯科的。这个事情康生从苏联回国后已经向***报告过，他觉得***应该记得这件事情。

康生摘下别在上衣口袋里的钢笔，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道：“刘一民同志有关问题：